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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销售假药案一审宣判 11人获刑

By admin in 澳门新萄京赌场官网 on 201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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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押4年7个月之后,“重见天日”的何永高谈及自己违法售卖印度仿制抗癌药一事,仍觉得“很有成就感”。

原标题:周蓬安:代购救命药 ,连云港公检法何必往死里整?

中新网8月31日电
据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31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销售假药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犯销售假药罪,分别对其中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对被告人王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分别判处数额不等的罚金;对被告人马前、曹旋昌、马毛毛等三名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在被告人王蜂缓刑考验期间,禁止其从事药品销售活动。

何永高曾在重庆做原料药进出口贸易,2009年开始受癌症患者之托,从印度购买仿制抗癌药易瑞沙。他说,正版易瑞沙服用一个月大约五六万元,印度仿制的药则只需两三千元,“药效却几乎一样”。

周蓬安:代购救命药 ,连云港公检法何必往死里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7月间,被告人林永祥、张旭、马庆志、柳杨、张歌萌、喻甦、韩柏龙、唐宁、李振岳、何永高、林翔、王蜂、马前、曹旋昌、马毛毛等人,通过印度人ANKIT或通过他人购进大批“吉非替尼”(Gefitinib
TabletsIP Geftinat,又称“易瑞沙”)、“甲磺酸伊马替尼”(Imatinib
CapsulesIP,又称“格列卫”)、“盐酸埃罗替尼”(Erlotinib
Tablets,又称“特罗凯”)、“甲苯磺酸索拉菲尼片”(Sorafenib tosylate
Tablet,又称“多吉美”)等药品,然后在国内通过网络或通过到医院向医生、患者推销等方式,在国内加价销售。经连云港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上述药品均标示:Made
in India
by:NATCO,外包装均未标示进口药品注册证号,外包装、标签及说明书无中文标识,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查询系统中未查询到我国进口印度生产的上述药品,属于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其中,被告人林永祥销售金额共计350余万元;被告人张旭销售金额共计590余万元;被告人马庆志销售金额共计430万余元;被告人柳杨销售金额共计340余万元;被告人张歌萌销售金额共计190余万元;被告人喻甦销售金额共计210余万元;被告人韩柏龙销售金额共计150余万元;被告人唐宁销售金额共计150余万元;被告人李振岳销售金额共计130余万元;被告人何永高销售金额共计50余万元;被告人林翔销售金额共计40余万元;被告人王蜂销售金额共计35万余元;被告人马前销售金额共计10万余元;被告人马毛毛明知被告人马前销售的药品为未经批准从国外进口的药品,仍然帮助被告人马前运送、销售;被告人曹旋昌销售金额共计5万余元。

一名肺癌患者家属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这种被称为靶向药的抗癌药对许多病人来说是续命药,“没有它最多半年人就没了,但正版药价格太贵,我们实在吃不起,要是没有仿制药就只能等死。”

8月31日,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印度抗癌药代购案,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对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对王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分别判处数额不等的罚金;
对马前、曹旋昌、马毛毛等3名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在王蜂缓刑考验期间,禁止其从事药品销售活动。(8月31日澎湃新闻(上海))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项规定,应批准而未批准生产、进口的药品,应按假药论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上述按假药论处的药品属于生产、销售假药罪中所称“假药”。被告人林永祥等人明知在国内不得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为牟利而对外销售,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药罪。其中,被告人林永祥、张旭、马庆志、柳杨、张歌萌、喻甦、韩柏龙、唐宁、李振岳、何永高销售假药金额五十万元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应当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考虑到各被告人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药品主观恶性不深,尚无证据证明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可以酌情从宽处罚。综合以上情况,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各被告人认罪悔罪表现,依法对被告人林永祥等十名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遂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停了药就断了病人的生路。”何永高抱着这样的想法,帮越来越多的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自己从中提取“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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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规定,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本判决需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1月,何永高被江苏警方从家中抓走,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药罪,同案还有14人涉案。

昨天中午看到《12人代购印度抗癌药加价销售获刑
被酌情从宽处罚》这个新闻,我就随手发了一条评论:看这标题,还以为都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缓刑,实际上是“对林永祥等11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我就感到奇怪,这些代购印度抗癌药的人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应该罚铁石心肠的连云港法官去看三遍《我不是药神》。

2018年8月31日,连云港中院以销售假药罪,判处何永高等11名被告人3年9个月到6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人被判处缓刑,3人免于刑事处罚。

很显然,这又是一件本质上明显颠倒黑白,理论上却似乎是依法审判的案子。为何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就因为法律对“假药”的认定极其荒唐。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之规定,司法机关认定其涉嫌销售假药罪并没问题。

一审宣判后,何永高认为一审量刑过重提出上诉。2019年3月27日,他接到江苏高院通知,要求他前去进行庭前讯问,“案件很快就会有最终结果了。”

但问题是,因为被法律界定为“假药”的这些代购药廉价,是具有实实在在疗效的。这就引发出一个容易导致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人格分裂”的问题,那就是国内一些所谓的“真药”治不好病,而且还死贵,代购的这些“假药”却便宜而且有疗效;患者宁愿吃代购的进口“假药”,也不吃国产“真药”。因此,司法机关如此推出能治病的“假药”,老百姓能认同吗?

这起“假药”案的被告人,除了何永高等药商,还有从买药发展成药贩的多名患者家属。涉案的印度仿制抗癌药,是患者眼里的续命药,却也是何永高等人一审获刑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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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关于印度抗癌药的“真”与“假”,在该案一审判决期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连云港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涉案药品“按假药论处,不是假药,和假药是两个概念”。

笔者曾发感慨,《药品管理法》本身因为无视疗效标准,做出这种“指鹿为马”的界定,容易引发人们对社会事务扭曲地认识,有损于司法形象。这样的界定方式,也不利于打击真正的“假药”。

“假药”还是“神药”?仿制药被贩卖的背后,是患者生命健康权与当前药品管理秩序的冲突,是一场情与法的碰撞。

因为矛盾法律的存在,本案中“代购救命药”的十多人“蹲监狱”虽有违公正公平,甚至突破普通民众的认知底线,但也并非庭审法官说了算,甚至并非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的问题。因为依据刑法,“林永祥等人销售金额从5万元到590余万元不等”似乎已经触犯刑律,尤其是“林永祥等10被告人销售假药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依法应当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似有法律依据。

续命“神药”

而该文还披露,“法律规定,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应当报请最高法核准,因此连云港中院该判决需经最高法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

在老伴去世5年多之后,80岁的陈年昕至今回想起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仍觉历历在目。他说,那是如过山车似的一段时光,他们在绝望与希望的交替间艰难求生,最终让老伴儿“多活了三年”。

法院似有高抬贵手的意思。我因此要对连云港中院明事理,在该案中能“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表示审慎的赞赏!但对他们判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实刑”仍不敢苟同。虽然法不容情!但法律是建立在符合道德伦理的情理之上的。因此《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全文》就明确,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陈年昕回忆称,2009年春天,他的老伴儿因咳血送去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那年她68岁,医生却说她活不过半年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又换了一家医院检查,但最终的结果与之前的医院是一致的。”

对于当地公安,破获这类案件也并无荣光感。“2014年之前,一盒正版的多吉美大约要25000元,印度仿制药大约4000元”。“警方讯问笔录称,部分涉案人加价50元到200元不等”,律师称“涉案药品在香港合法销售,林仅加价3美元,扣除快递费后,几乎没有利润。”那么,这样的代购原本就属于“互助”性质,我是没看出对社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警方又有什么必要投入大量警力去侦破?

查出肺癌后的一段时间里,陈年昕一直在医院陪着老伴儿,从放疗到化疗再到病灶切除手术,他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经历失望。他说,那段时间,他们把所有可能有效的治疗手段都试了一遍,可不但没有效果,老伴病情反而恶化了,“这时候医生推荐了一种叫易瑞沙的抗癌药,说虽然无法治愈,但能够维持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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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昕没有购买医生推荐的易瑞沙,他被这种药物昂贵的价格给吓住了,“一盒就要一万七千元左右,一个月一疗程,这么吃下来每月得花五六万元,我们实在负担不起。”

对于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更应该看看《我不是药神》的主角原型“陆勇案”。“陆勇案”起初检方是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但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免予刑事处罚,网友也“一边倒”地支持陆勇,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法院当天就十分爽快地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陆勇被无罪释放。如果连云港检察院仿效沅江市检察院的做法“撤诉”,估计连云港中院也会在第一时间十分爽快地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

陈年昕说,老伴儿的病治到这个阶段,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那段时间里,他脑海中浮现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有一天,病房里一个病友告诉他,那种名叫易瑞沙的抗癌药,印度生产了仿制药,“一盒只要3000元,能吃一个月。”

中国司法因为并非“判例法”,加上权力等人为因素影响严重,导致很多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司法公信力。比如频繁发生的境外“代购假药案”,既然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被无罪释放,结果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可其它地区同样的案件当事人却仍被判有罪,这不就显得异常矛盾了吗?毕竟这是在同一个国家,使用的是同样的法律。就本案而言,我就想问一句,这些人代购的是“救命药”,是善事,连云港公检法又何必将他们往死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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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昕在病友的推荐下联系到当地一名“药商”。他至今仍记得,那名年轻小伙叫何永高,第一次见面时,何永高亲自把药送到了医院的病房里,“我们没有多说话,他看了病床上我老伴儿一眼,把药给了我,收了3000元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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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昕没有想到,何永高送来的这瓶药让老伴儿的病情逐渐稳定了下来,惊喜之余,他将这瓶印度仿制的易瑞沙拿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药能救我老伴的命。”

此后,陈年昕一直从何永高处买药。几次接触之后他得知,何永高手里的仿制抗癌药在重庆牵系着数十名癌症患者的命。

陈年昕说,当时国内仿制药市场混乱,有不少人在卖假的仿制药,服用之后完全没效果,“对于很多病人来说,能找到卖有效仿制药的药贩子,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

基于这个原因,何永高的存在让陈年昕一家感到无比踏实。但2010年底,陈年昕突然联系不到何永高了,四处打听之下,他才知道何永高因销售印度仿制药被江西宜春警方抓捕,尽管最终没有追究刑责,但陈年昕却因此了解到售卖印度仿制药在国内是违法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何永高再出事,我们这些病人该怎么办。”

被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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